這樣說來,第一個發現蘇軾有天縱之才,“驚為天人”,不是歐陽文忠公,而是參評官梅堯臣。
在判閱蘇軾的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一文後,梅堯臣一直有個疑問沒有解開,那就是蘇軾文章中有關堯與皋陶的對白,“當堯之時,皋陶為士,將殺人。皋陶曰殺之三,堯曰宥之三。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,而樂堯用刑之寬。”這位飽學宿儒竟然不知出處。他也不敢冒然提出查問,因為一經提出,即說明自己對古籍學習研究不深,這是十分丟面子的事。蘇軾因此才得以瞞天過海。
考試過去之後,蘇軾到梅參評官那裡去答謝,梅堯臣問蘇軾:“堯和皋陶這段典故見於何書?我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讀過。”蘇答在《三國誌·孔融傳》的孔融註釋中。事後,梅堯臣查《三國誌》還是沒有查到。等蘇軾又一次去時,梅再次問他。蘇軾答:“曹操滅袁紹,以紹子袁熙妻甄宓賜子曹丕。孔融云:『即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』。操驚,問出於何典,融答:『以今度之,想當然耳』。”蘇軾說:“曹操打敗袁紹後,把袁紹的兒媳婦賜給自己的兒子。孔融說,『周武王伐紂,把紂王的寵姬妲己賜給了周公。』曹操問典出何處? 孔融答:『我以今度古,想當然耳!』”蘇軾說他用那個典故,和孔融一樣,“是我想當然耳,杜撰的。”蘇軾的這句話讓這位前輩宿儒大驚:“你所杜撰?”東坡回答說:“帝堯之聖德,此言亦意料中事耳。”
歐、梅這兩位大儒被蘇軾恣意汪洋的文章所以吸引,沒有拿蘇軾“想當然耳”來說事打壓他;沒有因為他為達到“言必有出處”而公然杜撰一個典故做論據。按考試規則,杜撰典故萬萬不可,何況是杜撰聖人。正是這二人的慧眼獨具,因而造就了光耀千秋的一代文人。
在中國古代科舉考試,主考官錄取一學生,即表示自己克盡其職發現了真才,二人彼此之間即自動形成了“老師”與“門生”終身不渝的師生關係。考中的門生要去拜謁主考老師答謝致敬,還要修函以感謝老師的恩德。
“第一個發現蘇軾有天縱之才,『驚為天人』的是梅堯臣。”我這樣說,蘇軾的《上梅直講書》一文也證明了這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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